11月29日至12月1日，“新史料、华体会注册新观点、新理论：元明清史与中华民族历史观学术研讨会”与“首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青年学者论坛”在北京举办。这两场平行学术活动由《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作办公室、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通史室协办。活动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发挥好国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工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编纂工程的辐射力和影响力，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

　　“新史料、新观点、新理论：元明清史与中华民族历史观学术研讨会”侧重经典问题的深入研究与理论探讨，“首届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青年学者论坛”意在培养“三交”史研究新锐，挖掘新议题、新史料，创新学术视角和理论阐释。这两场平行学术活动各设有分论坛、圆桌会议，讨论内容包括元明清历史的连贯性与边疆治理，多语种文献与元明清史研究，元明清在新疆、西藏地区的治理举措，各历史时期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维度研究，中国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历史实践等。本报特摘登部分与会专家学者发言，以飨读者。

　　长城在历史上扮演着凝聚南北、促进统一的角色。长城作为古代世界修筑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工程，对长城南北都长期保持了巨大的刺激效应，堪称历史的大动脉。为保卫长城，中原王朝不断从内地调发大量人力与物资，投入到长城地带，推动荒凉的北部边疆成为资源集中的地区。为保障长城地带与内地的交通往来，中原王朝持续修建道路、设置驿站，从而推动了边疆与内地的一体化进程。

　　长城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原王朝有效抵御了北方少数民族的进攻，塑造了长城地带的政治秩序，因此，北方少数民族更倾向于通过经济贸易获得生产生活物资。双方在长期的经济交流过程之中，形成了经济共同体。为了达成经济贸易，北方少数民族需要进入中原王朝的统治体系，或者成为羁縻机构，或者成为藩属政权，从而与中原王朝形成政治共同体。伴随长期的政治交往与经济交流，双方文化、风俗、语言逐渐趋近，构成了文化共同体。这种中原与北方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构成了中国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内涵。

　　长城并不是割裂汉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物化象征，而恰恰是推动中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国不断整合与统一的历史动脉。北方少数民族建立大一统政权后，借鉴中原王朝政治经验，整合长城地带众多民族，建立起具有开放性、复合性的政权体制，从而形成国家治理的新气象。

　　民族问题不单是学术研究问题，而是和国家利益密切相关。因此，整理民族史料、提出新的观点、建构新的理论，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应从中国历史的整体背景出发，推动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系统研究，揭示中华民族史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脉络，构建中国民族研究与阐释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推动中华民族史研究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响亮声音。

　　（本文系作者在“新史料、新观点、新理论：元明清史与中华民族历史观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发言摘登）

　　汉末至隋唐，是中华民族大交融与王朝国家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时期，南北对峙的表象之下，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进一步发展。在这一过程中，黄河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场域。

　　在以往学界关于北方诸族南下的讨论中，黄河多被作为界限。气象学、地理学者普遍认为，气候和环境变化影响北方游牧民族南下，边疆诸族逐步深入黄河流域。自然环境客观存在，但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在民族交融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远远超过地理范畴的“大河”。一方面，黄河对于边疆诸族的融入不是简单的被动接纳，而是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与“大一统”的象征，吸引着各族归心，体现了黄河文明的向心力；另一层面，当以长安—洛阳为核心的汉晋王朝倾颓覆灭之际，南北人口流动浪潮兴起，衣冠士人南渡、原本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群向南移动，他们为南方诸族带来知识、制度、礼仪、生产技术、教育等，这是先秦以来黄河孕育、积淀、传承的文化精髓，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延续性象征。

　　大河的滋养，是文明与城市孕育生长的依托，其输送之力则是王朝国家最终联通、汇聚的要素。早在秦汉时期，黄河就是水上交通大动脉，与人工水道配合，为京师（长安、洛阳）漕运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华体会注册在分裂、短暂统一、对峙的变局中，各政权多注重治理黄河，积极修渠通漕、疏浚河道、构建水运网。物资、人力、诏令经由黄河输送，既是“大一统”的表现，也是凝聚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途径。进入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黄河流域生活，受到大河文化浸润，延续河道的使用与维护。在古代中国黄河治理问题上，各民族协力建设，为各民族共同生活和交往提供契机、环境和经验。治水技术的互鉴、分享、传承，其本质就是交流。“黄河宁、天下平”的成果，被中华各民族共享，成为世代相传的佳话，同时也为民族交融提供自然环境保障。

　　黄河沿岸附近地区土壤肥沃，农耕历史悠久，长期接纳南北诸族依河流移动，文化在其中孕育生长、交流互鉴、共同创造。对于南下的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族群而言，黄河不仅是大河，还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对于诸族豪酋，“中国”“黄河”代表着正统性。九曲黄河奔腾万里，推动魏晋南北朝民族融合的浪潮拍击沿岸，创造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中心城市。这些城市的发展与繁荣，是各民族同心协力的结果，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的历史表现。空间上，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互动，并未因南北政权分立而停滞，跨区域的人群流动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与融合，黄河、长江流域联动，更多的城市成为各民族互嵌的重要空间以及中原文化涵濡化育的场所。

　　中国历史上，辽、夏、金、元作为由少数民族贵族为主建立的政权，都积极展开翻译经史典籍的活动，以提高自身的政治修养和文化素养，从而形成了一股重要的历史潮流。这些翻译的中原典籍不仅被统治者阅读，还在少数民族王公贵族、大臣、科举士人和民众中广泛传播，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辽夏金元时期的译书活动展现了各自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辽朝率先开译书风气，以明贯通古今的历史；西夏的文字创立和翻译典籍密切相关，注重中原经史典籍的编译；金朝设立译书机构，将翻译经典与教育和科举紧密结合；元朝在“大一统”背景下，由多位统治者大力推动，使经史翻译活动达到这一时期的顶峰。这一翻译潮流呈现出明显的发展趋势，译书视野不断拓宽，规模不断扩大，各民族翻译人才不断涌现。在有卓识的统治者诏命下，中原经史典籍被译为契丹文、西夏文、女真文、蒙古文等，其中《贞观政要》最具代表性，有四种文字译本。这些译本由多民族翻译者完成，包括辽代契丹人萧韩家奴，金代女真人温迪罕缔达、宗璧、阿鲁，元代汉人赵璧、人察罕等，他们精通多种语言，深谙经史要义，既有独立翻译，也有多民族译书者协力合作翻译，深刻地反映了各民族间深入的文化交流与认同。

　　少数民族政权大力推动译书活动的背后，有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动因。翻译中原经史典籍，一方面有助于少数民族统治者借鉴中原王朝治理经验，推动少数民族政权统治集团政治理念的趋同，另一方面也在传播儒家道德理念、便于民众学习和阅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原历史文化的认同，反映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大势。

　　在我国历史上，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大规模的交往交流交融，创造了隋唐“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辽宋夏金元是继三国两晋南北朝之后又一次大规模的民族交融，其特点是许多民族创造了本民族文字，并用以翻译中原经史典籍。其目的正如辽道宗所言：“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可见，这一时期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在更高文明程度上展开的，为此后再次实现“大一统”奠定了基础，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

　　万里茶道起源于17世纪，南起中国福建武夷山，北至俄罗斯圣彼得堡，全长超1.3万公里，纵贯中蒙俄，是历史上跨越陆地距离最长的商贸通道。万里茶道也是中国南北方交流的大通道，在中国北部边疆核心中转区，社会经济繁荣，民族融合显著，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

　　万里茶道以福建为起点，经过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以及内蒙古等多个省份，进入蒙古高原腹地抵达俄罗斯，并进一步向西延伸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欧洲的重要城市。对于中国而言，万里茶道不仅仅是一条贸易路线，更是连接中外、沟通南北、促进民族交流融合的大通道。在清代，万里茶道沿线既有国家力量主导修建和商民自发开辟形成的驿路、台站和驼道，也有因商贸活动而兴起的草原城镇、寺庙、商人会馆等。这些线路、节点、场所形成的经济文化交往空间，有力推动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在万里茶道核心中转区域——今内蒙古南缘一带，如张家口、呼和浩特（旧称归化城）、包头等城市，各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更加显著。据史料记载，当时归化城的商人中，山西人占十分之六，以粮业、钱业为主；河北、天津人占十分之二，以绸缎、洋货业为主；本地商人占十分之二，分布在各个行业，以茶饭业为多。包头原本是一个小市镇，随着商业迅速发展，成为内蒙古中西部地区重要的商贸中心。此外，在归化城通往库伦沿途交通便利的驿站，也形成了城镇商业中心。比如，四子王旗是万里茶道上旅蒙商人从归绥通往库伦的必经之地，商运驼队经常穿行于境内，沿途的贸易活动逐渐增多。可见，万里茶道既带动沿线一些已有城市的发展繁荣，也促进了一些新城市兴起。这些城市作为较大规模的人口聚居地，融汇了来自各地各民族的人口，成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场域。

　　万里茶道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特征。在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形成了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关系。以往的诸多研究证明，北部边疆地区对古代中国疆域的变迁、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原农耕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在北部边疆碰撞交融，逐渐走向统一，其中，经济往来对北部边疆各民族的交流融合至关重要。通过集市、庙会等商业活动，各民族间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交往，各方面往来更趋密切，文化认同不断增强，万里茶道在其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