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外媒爆料，苹果正紧急与40多家印度公司谈判，希望扩充当地供应链，以应对特朗普上台即将引爆的关税炸弹。

　　此前，印度生产的iPhone外壳只有50%良率，已经让人们对“印度制造”产生了忧虑，9月苹果印度工厂的一场失火，几乎坐实了外界的怀疑，没想到库克仍要加码印度。

　　跨国公司们明明都是“千年的老狐狸”，却好似中了印度迷魂术，个个无法自拔。

　　富士康为了印度，不惜与中文互联网为敌，甚至投资195亿美元的半导体公司都被迫拱手让人了，依然扬言要追加在印度的投资。

　　韩国钢铁巨头浦项去印度建厂，十几年竹篮打水一场空，也不肯死心，正高调重返印度。

　　过去七年，有2700多家跨国公司从印度撤离，但印度还是炙手可热的香饽饽，连印度商务和工业部长都忍不住公开炫耀：“我们现在是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全世界都想和印度做生意。”

　　她在化工行业，主要给农药、医药公司提供基础原料，免不了要跟“世界药房”印度打交道，入行接到的*笔咨询，就来自印度公司。

　　“我们有一笔大订单”“请提供产品的溶剂清单、工艺路径……”“如果我们买300吨、500吨、1000吨，折扣分别能给多少？”

　　然而，样品寄出去之后，原来一天催她好几遍的客户，突然就没了音讯，无论她如何追踪，都石沉大海。

　　再次遇见那家公司，已经是在次年的印度新闻上——自己寄出去的同款产品，不仅被官宣立项了，还是和跨国大药企的合作！

　　“这不就是白嫖我们的样品，拿欧美、日本的订单吗？”干得久了，李笛逐渐意识到那些不问质量好坏、一门心思套取资料的客户，都是想“借鸡生蛋”的印度人。

　　但她们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抢走蛋糕，毕竟印度化工行业本身有丰厚的底蕴，印度政府又对许多污染大的新物质放松了管制，当地人力成本也低廉，国际药企很难拒绝这样的试验基地。

　　“不管有没有生产能力，印度人都会千方百计先跟跨国公司把合约签下来。”李笛说，西方人很有契约精神，一旦达成合作，轻易不会反悔。

　　李笛对印度人的套路嗤之以鼻，但她也坦言，真的公平竞争最后可能还是人家赢：“印度精英阶层在世界各个领域当高管，深谙西方文化思维，他们会做最漂亮的数据报表和PPT。”

　　她举例，2016年孟买大学两位经济学教授发布了一份报告：印度有6亿新中产阶级，占当时印度人口的一半，足足是中国的6倍，但这里面包括了木匠、街头小贩和司机。

　　印度官方数据相对收敛，只有1-3亿人，但也是“自己定义的中产”，按经合组织的标准计算，印度中产仅6600万。

　　“很多人拿这当笑话看。”李笛却记得，那段时间满世界的大媒体、大机构都在讨论印度，而对生意人来说，6600万中产就已经足够有诱惑力了。

　　王军曾供职于一家箱包品牌，十年前去印度考察时，他受邀去了一场婚礼，被新娘的嫁妆吸引住了：除了家电、家具等“大件”，还有七八个塞得满满当当的行李箱。

　　“印度男少女多，女性的嫁妆多，在夫家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据他了解，印度但凡有点能力的家庭，陪嫁至少都有三四个行李箱。

　　这让王军看到了印度市场的潜力，他认为随着印度人慢慢富裕起来，旅游、商务出行等需求也会逐渐增加，未来购买力将不容小觑。

　　更何况，印度虽然是“穷国”，富豪却是出了名的多，富翁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别说行李箱，手机、汽车甚至奢侈品都有想象的空间。”

　　这并非王军的臆测，2014年小米进军印度时，2万台手机仅用2.4秒便在当地电商平台Filpkart上售罄，红利之大可见一斑。

　　再加上莫迪政府“印度制造”战略的卖力笼络，全世界的外商开始争先恐后涌入印度，到2020年，外商对印直接投资几乎翻了一倍。

　　暗中观察许久的林涯实在憋不住好奇，一打探才知道，这些工人其实清楚今天的任务是拆除设备的外壳，但印度工程师没说具体怎么拆，所以都等着工程师回来想办法、下命令。

　　林涯惊呆了，在国内，没毕业的实习生拆这设备跟拆乐高一样；有经验的工人，没有图纸也能在1天内原封不动装回去。

　　同事却早已见怪不怪，他告诉林涯：“印度低种姓的工人，做事都不会动脑子。”

　　在种姓歧视根深蒂固的印度，低种姓人群被认为天生懒惰、没有天赋，至今仍只能干最脏、最累的苦力活，也很少受教育的机会。“千百年下来，他们就被限制死了，丧失了一定的思考能力。”林涯说。

　　而高种姓的人习惯了发号施令，也不会动手干活。他经常看到这样一幕：1个工人跪在地上铺图纸，几个印度工程师站着围成一圈，你一句我一句，讨论完就作鸟兽散，根本不管工人有没有听懂、后面做得如何。

　　“别指望人家跟工人一起工作，多说一句他们都觉得有辱身份。”他无奈道，工程师们最积极的时刻，就是每天上午十点准时去喝一杯印度奶茶，品味英伦贵族遗风。

　　刘聪在去印度建厂前，就听到了不少类似的故事，他特意挑选了6个“种子员工”回国培训，一番“中国式改造”后，这批员工身上少了印度人的自负、懒惰，添了些严谨、谦虚。

　　“你不让我们走，华体会平台就是歧视我们！”电话里，印度员工义愤填膺地控诉，刘聪隔着屏幕都感受到了他们的怨气。

　　但他更恼火，正在赶的这批货是给新客户试水的，做好了后面订单不可估量，厂里早早就发了加班赶工的通知，该给的钱也承诺会给到位，没想到员工还是整出了幺蛾子。

　　“他们死活要去参加一个印度教节日的祭拜活动。”刘聪其实愿意放假，奈何员工们不是请一两天，是提前走、拖后回，五天都打不住。

　　但他最后还是妥协了：“你不答应，他们就闹罢工、找工会制裁你，轻辄罚一笔巨款，重辄打砸工厂，让你不得安生。”

　　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印度一年的周末公休加节日共有120天之多，全年近三分之一的时间，刘聪的工厂都是坐不满的。

　　而用工问题也只是印度建厂难题中的冰山一角，刘聪掰着指头数，一天停电三四次、房租快赶上国内一线水平、交通运输费高到离谱、配件要从中国进口……林林总总算下来，在印度建厂成了一笔亏钱买卖。

　　李笛也发现说好要把订单给印度工厂的跨国药企，最后又把需求投放到了自己手上。

　　“三哥说3年投产，很可能是3年又3年。”她开玩笑道，印度人野心勃勃想取代她们，但总是各种掉链子，到约定日期只产出了一堆杂质很多的残次品。

　　但说笑归说笑，她还是很忌惮印度人的，“别看印度现在笑话不断，它绝不是扶不起的阿斗。”

　　李笛吐槽，国内有一家掌握了新技术，学员马上会被其他公司以更高的价钱挖走，然后复制同样的产能，直到市场同质化为止。

　　而在印度，即使是很小的细分领域，都会有相关的联盟、协会，各家在特定领域里做自己擅长的事情，彼此之间默契地不抢生意。

　　不仅明确分工，这些联盟还像一条条神经，把行业的变化、需求输送给“大脑”，以快速获取政策支持，她每隔不久就能听到印度那边出台新规的消息。

　　这样的团结、效率让李笛惊叹：“3年5年做不成事，10年20年说不定就做成了。”

　　在货架、橱窗张贴广告需要单独的许可证，连在店内放音乐都要许可证……这些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在印度却是稀松平常。

　　当年他去考察时就发现，一家传统超市若想在印度成功开业，至少需要40多种许可证，华体会平台华体会平台每拿一个证都得掉一层皮。

　　他的一位同行去印度办厂，采用的环保技术十分先进，各项指标都远超国际标准，但执行的官员总能找到莫须有的理由挑刺。

　　“说到底，这些印度人就是想要钱。”王军说，那位同行最终缴纳了50万卢比（约4.2万元）的“保护费”，是官方办理费近百倍。

　　这种情况至今仍然未能改善，前段时间他还看到新闻，印度一个高级环境工程师，光贪污的现金就高达23亿（约1951万元）卢比，纸币铺满了整个房间，“这可是在印度的价钱”。

　　甚至一家企业还会遭受双重盘剥，如韩国浦项钢铁走完地方流程，又被印度中央政府罚了一笔巨款。

　　“因为印度只是地理上的说法，内里是散装的。”王军介绍，印度有6种宗教信仰、10个主要民族、22种语言，28个邦各过各的日子，有些地方法甚至和印度宪法都是冲突的，外商得处处打通关才行。

　　当然，印度政府也有和颜悦色的时候，近期其就向华为、大疆等高精尖科技企业喊话，热烈欢迎赴印投资！印度已经成立了专门跨部门工作小组，并推出了一系列税收优惠措施。

　　当年小米、OV进军印度时，莫迪与雷军“亲如兄弟”般合影，大佬们个个都是政府的座上宾。可等厂商们尝到了印度市场甜头，印度就祭出关税大棒、政策打压，逼着去建厂。

　　印度还如法炮制，一步步引入了整个手机产业，一跃成为了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手机制造国。

　　而被引入的公司，等到的不是以技术换市场，是资金被冻结、公司即将被印度财团收购的消息。

　　“莫迪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其实就是与财阀进行的利益交换。”这是王军看新闻总结出来的，在今年美国大选之前，印度选举是世界上最烧钱的大选，“只有财团的政治现金才能撑得起。”

　　基于此，不止中国手机企业，欧美日韩的车企、药企等，许多都被印度财团摘了桃子。

　　“印度挣钱印度花，一分别想带回家。”王军调侃，现在许多中国企业都对印度提高了警惕。

　　但海外公司就没那么轻松了，正如苹果一样，“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里，除了印度，还有多少国家能分散风险呢？”